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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观新闻 | 苏智良:这位“领路人”掀起的第二次翻译高潮照亮历史、城市和文明
发布日期: 2022-07-14 作者: 浏览次数: 10

2022年是徐光启诞辰460周年

今年是徐光启诞辰460周年。作为中华民族走向近代文明社会的领路人之一,他兼容并蓄、勇于进取,让中国了解世界,让世界了解中国。学贯中西、融通古今的徐光启,也是海派文化的先驱。今天,纪念这位伟大的先哲,就是要传承弘扬开放创新的情怀、科学理性的态度、求真务实的精神、清正廉洁的品格。

「开放创新」

徐光启洞察世界大势,具有开放创新的情怀。

晚明时期的中国面临着精神危机,思想界迫切需要重建。徐光启认识到当时中国的落后,指出传统中国哲学偏重伦理方面,缺少逻辑法则、数学运算,相对忽视对天体几何关系的研究,亦缺少公理、定义的理论证明,可以说切中要害。

徐光启中年时遇见利玛窦,认为西洋科学是利国利民的学问。万历二十八年初春,徐光启得知利玛窦在南京,特地前往求见,立即被《坤舆万国全图》所打动。

像许多好奇的中国人一样,徐光启向利玛窦发问:究竟是欧洲先进,还是中国发达?利玛窦笑而答之:我从欧洲来,一路经历了许多国家。比较起来,中国儒家的礼乐制度是全世界最高明的。但是,为什么遇到自然灾害还会有饥荒发生呢?主要是中国的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。

于是,徐光启下决心,以“虚心扬榷”的开放胸怀,去了解并吸纳西洋科学的精华。在他的主持下,一系列译著得以在“沉闷而闭塞的封建末世”出版,内容涉及天文和历学、数学、机械工程和物理学、生物学和医学、兵器和兵制、地理学、音乐、美术、建筑、语文学、逻辑学等。

一般认为,这是自中古时期翻译佛经之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,在规模和深度等多个层面上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次文化交流。它在科技界、思想界引起的持续反响,开阔了明末知识分子的眼界,给中华本土文化补充了新鲜血液。

这场启蒙还冲破了物质表层与信仰范围,渗透到精神的深层,即文化和科学的领域。

其中,徐光启所提倡和践行的开放与甄别、借鉴与超越思想,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理论的深厚功底,又善于吸收和借鉴近代西方先进科学和哲学理念,可谓中西方文明交汇下形成的智慧结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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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科学理性」

徐光启敏锐地意识到,传统儒家相对缺少终极关怀,道教和佛教崇尚虚无空寂,是明末诸多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。他期待“补儒易佛”,尊重科学,尊重实践,以“实学救国”。

徐光启认为,数学是所有学问的基础。这种对基础科学理论的重视,以及对基础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认识,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

欧几里得的《几何原本》不仅是数理科学的经典,也是公理化演绎体系的典范。这一几何体系对科学理论的成长、对人类文明的塑造,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罗素赞誉其为“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著作之一”,是希腊理智最完美的纪念碑之一;歌德视其为“哲学的最完善的引言和入门”。

徐光启深谙《几何原本》的价值,称之为“百家之学海”。他反省传统的算学,“能言其法,不能言其义”。而《几何原本》严谨的逻辑演绎及思维方式“由显入微,从疑得信,盖不用为用,众用所基”,这种严密的逻辑证明正是中国所缺少的。所以,他明确提出此书未译,则他书俱不可得,“能精此书者,无一事不可精;好学此书者,无一事不可学”,并预言“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”。

当时,“度数之宗”作为科学研究之基础的意义,并不为一些官员、学者所体会。为此,徐光启耐心地向“似有畏难之意”的同事们解释,相应提出了著名的“度数旁通十事”(天文气象、水利、音律乐器、军事、财政会计、建筑、机械、测绘、医药和计时)。

当年,社会上曾流行过一首打油诗:人生有几何?何必学几何!学了几何几何用?不学几何又几何!徐光启的回答是:无用之用,众用所基。

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的《几何原本》前六卷,于1607年刊刻成书。这标志着中西科学文化真正交汇的起点。

史书记载,翻译《几何原本》时,先由利玛窦逐字逐句进行口头解释,再由徐光启草录下来;译完一段,徐光启再字斟句酌作一番推敲修改,然后由利玛窦对照原著进行核对;遇有译得不妥之处,利玛窦就把原著再仔细讲述一遍,让徐光启重新修改。

徐光启对翻译非常认真,有时为了确定一个译名,不断地琢磨、推敲。由此,点、线、面、直角、锐角、钝角、垂线、对角线、曲线、曲面、弦、三角形、四边形、立方体、面积、体积、比例等专有名词,经由徐光启的认真创造,正式进入汉语语库,成为承载中国人学习、思考的基本语素。正如梁启超所称赞的,徐、利合译之《几何原本》,“字字精金美玉”,为千古不朽之作。

在数学领域,徐光启还编译《测量法义》,撰写《测量异同》《勾股义》等。

在天文学方面,他参与研究制作天文仪器,撰写《平浑图说》《日晷图说》《夜晷图说》《简平仪说》等。

在水利、农学方面,与熊三拔合作翻译《泰西水法》,写作《宜垦令》《北耕录》等,并最终汇撰成《农政全书》。

可以说,徐光启实质性地发动了中国17世纪的科学革命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徐光启还第一次在中国使用新发明的望远镜。从伽利略在西方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到徐光启在中国使用,其间不过30年。这一创举不仅是中国科学史上值得大书的一件事,也表明徐光启本人对于科学观察、实验手段的极端重视。

徐光启还大胆构想,把他所主持的历局变成分门别类钻研各项近代科学的科研机构,以推进科学缜密化、体系化。他还倡言大兴水利,“变华北为江南”,以扭转南粮北运局面。

「求真务实」

早年艰辛的科举经历,促使徐光启积极进行反思。他曾对崇祯皇帝说:若今之时文,真是无用,“未经目击,而以口舌争,以书数传,虽唇焦笔秃,无益也”。他还告诫那些唇枪舌剑进行玄黄之争的士大夫,“霏屑玄谈未终席,胡骑蹂人如乱麻”,提出“富国必以本业,强国必以正兵”的主张,要求把国家的治乱兴亡放到真实的物质基础之上。

徐光启鹤立鸡群,阉宦党人时常给他使绊子。尽管每每碰壁,但他不肯屈就,大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气概,保持着超然物外的立场,以一个爱国科学家的赤诚实践着实学救国的宏愿。

明末的学风十分“空疏”,许多士大夫只知醉心于八股时文,以刊刻文集、编纂语录乃至欺世盗名为能事。后世梁启超就评价,宋明两朝,士大夫一直崇尚空疏的理学,空谈性命,不务实学。

目睹世风的徐光启深感清谈误国,提出“实学”“实用”的学术路线,强调“方今事势,实须真才。真才必须实学。一切用世之事,深宜究心”。

《农政全书》凸显了徐光启的实践品格。时人以为福建的甘薯移种上海会风土不宜,徐光启却不信邪。他说,西域的葡萄在内地不是都可以种植吗?南洋的棉花,在江南不也枝繁花茂吗?于是,他在上海、天津等地试种甘薯,并获得成功、予以推广。

别小看甘薯的引进和推广,没有它和后来的玉米,中国的人口可能就不会从数千万猛然跃升到清朝乾隆年间的两亿多。我们今天于地大物博之外,复有人口众多之盛,可以说与那时打下的底子不无关系。

徐光启追寻真理之光、践行实学之道,感召着后人。近代科学家竺可桢感叹:在知行合一方面,徐光启超过了同时代英国的培根。

「清正廉洁」

徐光启具有清正廉洁的品格。少年徐光启在龙华寺私塾读书时,就“立身行道,学圣学贤”,以天下为己任,“治国治民,崇正避邪”。

他担任过20年的教师,熟知平民疾苦,并对他们充满同情。中年时节,为谋生和应试,他的足迹更是遍及南方多省,时常目击民不聊生、人祸天灾,使之愈发认识到现状的黑暗。他曾致函座师焦肱,坦言对帝国前景非常悲观,“时时窃念国势衰弱十倍宋季”。

徐光启为官三十载,始终把解决政治积弊、为民造福当作出发点和归宿。他赋予自己这样的使命:一曰求精,二曰责实。这样的忧怀人民疾苦、倡导经世致用,在政治黑暗时代点燃了一盏烛光。

晚明时期,官场风气污浊,贪官舞弊,尅减成风。而徐光启正气凛然、刚正不阿、卓尔不群,保持着完整人格。

史书记载,徐光启为国练兵、购买武器,账目清楚,宁可自己贴钱,也不乱花公家的钱财。京城所居只有一张床,连蚊帐也没有,院落局促到只够一匹马转身。在他的卧榻上,一只取暖的汤婆子已有点渗漏,致使破旧的棉被上留下了一个大洞。

他在京城所吃的粮食,都靠上海徐家自种北运而来。如果一时没有运至,宁可借粮也不买米,就怕多花钱。

徐光启逝世后,人们清理他的遗物,发现寓所里存放着许多手稿,另有几件破旧的衣服,以及一两银子。

身为宰相、从一品大臣,盖棺之日囊无余资,“官邸萧然,敞衣数袭外,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”。这是一位真正科学家的清贫与富有。

徐光启身上闪烁着17世纪中华文明的创新精神。他的思想与实践如一道光,照亮了历史、城市和文明。他所具备的兼容并蓄、勇于创新的性格,可谓海派文化的精髓。

如今,亿万中国人正在继承和光大徐光启这位中国启蒙思想先驱的事业,为国家的富强、民族的复兴、人民的福祉而奋斗。

(作者: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厄瓜多尔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,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苏智良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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